Annette Wun 溫晴
今天我要討論的是西西寫的《感冒》和馬拉拉演講詞。我選的部分是《感冒》的第24段和46到48段和《書和筆是最有力的武器》的第7到13段。
我先介紹《感冒》的作者西西。她是一位在上海出生的當代香港女作家。在香港葛量洪學院畢業，曾任教師，現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西西50年代開始詩和小說創作，同時還編過《中國學生週報》的《詩之頁》、擔任過《大拇指》編輯、《素葉文學》雜誌編輯等。二十二歲的馬拉拉是一位以爭取女權和女性受教育權而聞名的巴基斯坦活動家。塔利班禁止斯瓦特地區女性接受教育，但是馬拉拉不僅繼續學業，還致函境外媒體，為巴基斯坦婦女和兒童爭取權益。在2014年，年僅17歲的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所有諾貝爾獎項中的最年輕獲獎人。這兩個文本表達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自由權比男性低。我想探討的全球問題是女性在社會中受到社會壓迫而附屬在男性的權利低下。男女不平等是習俗以及兩性差別教育造成的，為了消弭人為不平等，應給予女性同質的教育；同時由於在興趣、才能方面個人差異遠大於性別差異，女性應有充分和平等的機會作選擇，以便人盡其才。兩篇文章正回應了此問題。
首先，兩個文本中都描述到女性被受支配。在《感冒》裡，西西使用象徵手法，用小魚兒來凸顯出自己對獨立和自由的看法。小魚兒這個花名是醫生給她的。在這裡，作者帶出「小魚兒」的稱呼不僅是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更是在把自己比喻成一條小魚兒。一條魚兒應該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大海裡游來游去，不受空間限制。同理，人亦在本能上自由自在，本應能免受種種倫理規則的約束，不用面對諸多的規訓。但一切便在虞小姐的婚姻過程中受到了挑戰。虞小姐就像魚兒一樣，喜歡游泳，而且「魚」這比喻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和喜好。但是，在結婚後，很多事情都是由她的丈夫決定。因為丈夫不喜歡游泳，魚兒也就放棄了自己的愛好，不能夠再游泳。我認為這轉折正是作者西西在《感冒》這文中企圖引起對性別平等的關注。她帶出了在婚姻中，女性的角色是比較被動的，她們只能任由他人處置和接受他們的安排，有很少機會為自己打點一切。因此，她們的的待遇甚差，在別人的要求往往無法貼合她們真正的所想所願的同時，亦並沒有話語的權利。
而在《書和筆是最有力的武器》裡，馬拉拉也同樣點出了女性受到控制、缺乏話語權的問題。她先是透過舉例說明了女性所面臨的受控問題，例如在一次襲擊中，一名女教師被恐怖份子殺害。這反映了部分女性受到男性控制。她們在面對男性的極權統治下無能為力，在受盡壓迫的同時只能遭其摧殘。而根據馬拉拉提及，這種畸型的人自於「種姓、教義、派系、膚色」等人類發展時所產生的規則。這正像《感冒》中的小魚兒，女性因外界的倫理規訓而受到男性控制，缺乏在身處的社會環境中合理地保護自己的能力和條件。這便解釋了馬拉拉所說的「我不是在告訴男性不須再為女性權益發聲了」一句。原來在過去的社會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也諷刺地需要男性的幫助。這無疑是又一個女性受支配之餘，缺乏話語權的鐵證。因此馬拉拉才在這呼籲各位女性除了不要再被男性控制，更應以自主獨立、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作為「武器」，在適當的時候要為自己抗爭、保護自己、爭取屬於自己的話語權。
因此，我們可見兩篇文章也點出了女性受到支配、缺乏話語權的困境。
兩個文本都描述到女性失去了自由，沒有自主的能力。在《感冒》中，虞小姐似乎長期身處於別人的陰影之下、沒有自己的獨立和自由。比如說，她「其實是不怎麼認識她的未婚夫的」，兩人只因各自父親的關係而認識，而她對未婚夫「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只「覺得他是一個端端正正一個人……過的是穩定平靜的生活」。由此可見她們互相之間的認識非常表面，虞小姐只能憑感覺知道他的為人和只擁有對方身處社會的最基本資訊，至於對方的思想、情感和婚姻觀等一概付之闕如。兩人感情基礎之薄弱昭然若揭，讀者亦因而不難想像兩人的婚姻應該有一些難以抗拒的因素從中作祟。這正是「唉，秋涼之後，我便要結婚了」一句中的無奈感的註釋。由此可見，虞小姐的婚姻當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她並沒有足夠的自由以真正地享受到婚姻自主。
而在馬拉拉的演講裡，透過舉例，馬拉拉同樣表達了女性的自由受到限制。在演講裡，她說「女人……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許多地方飽受折磨。」然後提到印度、奈及利亞和阿富汗的各種女性和小孩所面對的困難。「在印度，童工是受害者……在阿富汗……小女孩必須在外做女傭，並且在年幼時就被逼結婚。」小孩子絕不應一旦有活動能力便出來工作，而是應該自由地體驗世界。而每位女性也應該有自己的選擇權。這權利除了指如《感冒》中的婚姻自主權，亦可指馬拉拉在演講中指出的教育接受權。只要願意，每個女性都應該能獲取知識。這些世界各地的例子不止在理性認識上告訴我們女性困境的嚴重和普遍性，還在情感上增加和培養我們的對這些議題的同理心，讓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女性受壓迫而孤立無助的絕望境況。
由此可見，兩篇文章也同樣關注了女性自由受到箝制、沒有選擇能力的苦況。
雖然兩篇文章都對女性在社會中的待遇作出了探討，但探討形式大相徑庭。就《感冒》而言，作者透過小說虛構出了虞小姐的經歷，並把敘事角度集中在虞小姐身上。她一切的情感、思想，俱都是以第一人稱內聚焦的方式表現。根據她的內心獨白，我們可見虞小姐（最少在節錄中）並沒把自己的想法向別人透露。相反地，她只是默默地承受道德與個性之中的兩難，受到壓抑。而讀者只是透過敘事的線索發掘虞小姐的內心。而馬拉拉則在《書和筆是最有力的武器》的演講中，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是「關注女性權益和女童權益」，向世界觀眾大聲疾呼女性和兒童的平等權利，並直截了當地揭露了這些群體正遭受的苦難，例如女性童工、種族偏見等。同時，從代詞「我們」和「他們」可見，她確立了「馬拉拉和其他人」與「一些極端主義者」的勢不兩立。換言之，《感冒》以較含蓄深沉的方式表達了女性問題，而馬拉拉則在演講中直抒胸臆，可見兩篇文章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達了相類的女性議題。
總而言之，在西西的《感冒》和馬拉拉《書和筆是最有力的武器》，兩個文本都描述了女性被受支配、失去自由、失去自主的能力。雙方探討女性在不同年代的社會情況底下受到社會壓迫而附屬在男性的權利低下。我覺得女性應該擁有同樣的待遇、自由和權利，不應該附屬於男性下。她們既因教育是最大的武器而應該得到同質的教育，亦因對個性的人文尊重而應該得到婚姻自主的權利。我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能擁有平等的權利，可以將她們的力量傳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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